唐寅 天香楼藏帖——雨花台感昔
碑的底色是黑色的，反射着冰冷的光，每块石碑因为镌刻了文字，就有了永恒的灵魂。
在上虞博物馆，隔着橱窗玻璃，凝视《天香楼藏帖》。我不太懂书法，但站在碑廊间，分明感受到了一种震撼。我看到了祝允明草书《归舟即事》，狂放不羁，逸而能收，犹如醉翁舞剑，在跌宕起伏中寻求平衡；站在徐渭行草《煎茶七类》前，我似乎感到阵阵茶香扑鼻而来，这位孤傲淡泊的“青藤居士”，置身于幽静的石帆山下细品慢饮，颇有仙风道骨之韵；我领略了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唐寅的儒雅韵致及其纯熟的书法功力，他的行楷《雨花台感昔》，雅逸娟秀，纤润清丽；我品味了成亲王用大楷书写的赵子固诗《古香詹事》，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皇家特有的尊贵之气。
徘徊在幽静的碑廊间，一些石碑经时光百般磨砺，上面的字迹已模糊不清。一些石碑伤痕累累，有着一条又一条修补的印记。石碑在冷峻中记录了历史兴衰，见证了世事变迁。碑石原藏于浙东小镇上虞梁湖的天香楼，因原址遭废，碑石散落在荒郊野地，或做围墙或为路石，后经上虞文物管理部门搜集修复，尚存120块，2005年起陈列于上虞博物馆。
品碑读句之间，我看到了天香楼主人王望霖对书法的挚爱。王望霖（1774—1836），字济苍，号石友，世居上虞梁湖。这些碑石，是王望霖请工匠将名家墨迹刻于碑石，汇集而成《天香楼藏帖》。碑刻于清嘉庆元年开始动工，至道光十五年甲子告竣，前后历时40年，共200余方。石碑规格基本一致，据介绍每块长76公分，宽35公分，厚9公分，用料都是上等的太湖石。《天香楼藏帖》收集了自元代至清嘉庆年间近百位书法家的墨宝真迹190幅。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。
古时，上虞地处偏僻，要完成这样一部高质量的碑帖，实在是非常不易，需要很多条件。首先集刻者必须衣食无忧，手头有足够的钱财可以搜集墨宝，一部碑帖的刻成，少则需要数年，多则数十年。还必须对书法作品精审的鉴定能力，使其价值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另外还需要有技艺精湛的刻工。
但这些条件，对王望霖来说，并不太难。他有钱。据说王望霖出生时，梁湖王氏家族已经富甲一方，为当地名门望族，王望霖是名副其实的“富二代”。他有才。少年时端庄聪慧，年长后博涉群籍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学霸”。他也有机会。据载王望霖为太学士，熟读典籍，涉猎甚广，后捐了中书的官职，在宫廷任记载、缮写文书各项事务。因此，王望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接触到了许多秘不示人的皇家藏书。王望霖的姻弟杜煦是山阴著名的书法家、金石家，其弟杜丙杰、杜春生，合称杜氏三兄弟，都有藏书和金石嗜好。
为完成《天香楼藏帖》，王望霖真是煞费苦心，几乎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财力。王望霖家中收藏的墨宝，能用于碑刻的，只是很小一部分，如他的曾祖益斋公所藏的徐渭《煎茶七类》。绝大部分是从皇宫借阅，通过钩摹的方法在真品上进行复制。今人将《天香楼藏帖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进行比对，证实《天香楼藏帖》中约有近一半的书法作品是源自皇宫。还有一部分是在朋友圈中，发掘有价值的书法作品。《刘梁合璧》的原迹书册就是其叔父王允中在京城搜集所得，特地请假返乡拿来给王望霖。再如明末清初书画家姜宸英所写的行楷六方，清代进士书法名家赵金简的楷书诗，都是王望霖通过借阅，才得以钩线入石。正如他在《天香楼藏帖》题跋上自述的那样：“余幼耽书法，每见名人墨迹，辄沉玩不置，可购者，谨贮之。其或什袭于友人，非我所得晨夕欣赏者，则借以双钩。”
在古代，没有影印或复印技术。复制书法墨迹，只能采用钩摹的方法，就是用透明的薄纸蒙在原迹上进行钩描，并在钩线内填墨。再在纸背以朱砂等依样勾勒字的轮廓，然后覆于备刻的石头上。以石均匀砑磨，使朱砂粘于面上，据此可刻。
书家在自然书写过程中，由于用笔的轻重缓急和提按顿挫，让书法变得更生动，而这些笔情墨趣，对以钎代笔、把石当纸的刻工而言，恰恰是最大的考验。刻工的水平直接影响书法神韵的表现。《天香楼藏帖》勒碑的刻工，主要为仁和人范圣传和山阴人杜煦，两人均为摹勒高手。当时工场的人数虽不多，然“金石相击之声，终岁悦耳”。工匠们屏气凝神地端坐在石块前面，揣摩着书法的神韵，在钎与石的碰撞下，就赋予了石块鲜活的生命。这部碑帖的质量被中国书法泰斗启功先生称为“碑刻艺术的典范”。
凝视着这一块块石碑，仿佛感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力量在黑石白字间涌出，氤氲散开并激起千层洪流，涤荡着我的身心和灵魂。我从这些碑刻中，读出了一份坚韧与执着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如果没有对书法的那一份执着的痴迷，王望霖怎么可能与碑刻终生结缘，给后人留下如此蔚为大观的稀世瑰宝？